从《史记》与《汉书》本纪窥探汉文帝儒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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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素以为汉文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但其实不尽然。文帝并非只尊一家之言。他不仅重视儒家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将之运用到了治国策略之中。 
  一.经济上农本思想——劝农桑 
  在经济方面,文帝在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将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运用到了治国方略之中。在《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多次下诏及劝农桑。三年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十三年五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一再强调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为了表示农业的重性。文帝亲自带头耕作,而且还考虑到繁重的租税使得务农与商业手工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本末不分。所以,为了进一步鼓励农耕,文帝下令免除了农田的租。这一系列的诏令,无不是围绕鼓励农业发展这一核心思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汉书·文帝纪》比之《史记·孝文本纪》,较多记载了文帝的诏书,且增录的诏书内容多与农业、农民、农税有关。况且儒家一再倡先富后教,出于民本的立场导民务农。班固也以数则诏书来显示文帝劝农耕桑这一举措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二年九月,“赐天下农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导民务本”,又一次强调了农业是天下之根本。而且,从这十多年的耕作情况来看,还有很多的田野得不到开垦。以至于每逢年景不好时,百姓就处于饥饿状态。究其根源,依旧是从事农业的人尚且不足。汉文帝又看到“且吾农民甚苦”,从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九月诏中及“力田,为生之本也”,十三年春二月,文帝“亲耕具礼仪”等等,文帝多次下诏的内容无不围绕着“劝农耕桑”这一中心思想,恐怕这并非基于道家无为而治的立场。况且,文帝还为耕桑立礼制,这些显然出自于儒家的思想学说。 
  二.政制上选贤用能——察举制 
  在选贤用能方面,汉文帝也遵循儒家尚贤取能的思想。广开言路,采纳雅言,因此开创了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文帝二年十一月,下求贤诏“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在诏书中首次及选用敢于进谏的贤能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三年五月,以古有“诽谤之木”与今法设“诽谤妖言之罪”作对比,又以当今众臣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导致“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的结果。同时,为了广纳贤能,文帝最终废除了“诽谤”之罪。 
  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孝悌”,本就称得上是社会最高尚的风气,此举也是表明文帝已经将“孝悌”升到了治国这一层次。他对孝道的重视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其对维护宗法社会秩序起着很大的作用。再者,文帝又将“孝悌”这一概念运用到选拔官员之中,成为察举制的重标准之一。 
  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直接出了以面试的方法来选拔贤能,并且按着对策的高下来区别授官。所以,从文帝开始的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重举措,同时也为儒家学士们供了有利的为官途径。 
  汉文帝时期,对年轻儒生贾谊的任用具有典型性。不满2岁的贾谊因才能突出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致门下。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汉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才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贾谊为文帝贡献了许多谋略,如“重农抑商”、完善礼制、诸侯就国等等。因贾谊杰出的政治才能,汉文帝打算直接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但是在汉初军人贵族把持朝政的形势下,文帝无奈地在贵族对贾谊嫉妒和诽谤下,贬谪了贾谊。贾谊是荀子的再传弟子,从现存文献可知贾谊的基本思想肯定是倾向于儒家的,而汉文帝对他的欣赏与破格拔,可以看出文帝潜在的儒家思想倾向。 
  三.政策上施行仁政——轻刑薄赋 
  在治国方面,文帝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儒家倡的“仁政”思想,并且将之运用到了实践之中。以孟子为代表的“仁政”理念,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亮点。“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孟子·离娄上》)“仁政”一向是儒家倡的治国理念,君主施行仁政,以仁得天下,仁爱万民,才会受到万民的爱戴。 
  文帝遵循着“仁政”这一宗旨,关爱百姓,关心弱势群体。在继位之初,文帝就下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遇“天下旱、蝗”之时,“发仓庾以振贫民”。同时,考虑到“方外之国或不宁息”,以致“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文帝在忧苦万民之时,也为了国家的安定,万民的利益,出与匈奴和亲之计,这一举措未尝不是“仁政”的另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文帝主张宽刑减罚,废除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史记·孝文本纪》中就详细记载了缇萦上书救父,文帝废除肉刑这一事迹。其中及“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究其原因,从儒学方面来看,在于民众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化。再者,对犯人施用这样的刑罚,割断肢体,刻伤肌肤,使其终身不得治愈。从“仁”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废除肉刑合情合理。元年,除相坐律;二年五月,除诽谤妖言之罪等等,莫不体现了文帝不株连无辜,并不摧残肉体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个体上责己宽人——罪己诏 
  文帝本人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责己宽人,仁爱待人。多次下诏罪己,宽待一般罪人。在他的诏书中,多次出现“朕既不明”、“朕甚自愧”等自省之语,从自身找原因。每逢天灾之时,他往往先检讨自己,认为人主不得,则“天示之以灾”。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出现两次日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史记·孝文本纪》)其中,一再强调“人主之德”的重性,可谓谦德并存。 
  崇尚节俭也是文帝优良品质之一。“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也正是文帝“以德化民”,也成就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帝的仁德与自律。司马迁与班固也在论赞中以“仁”来称赞他,可谓仁德之帝。 
  汉文帝与儒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受着儒学影响,汉文帝的治国方式或多或少有多改变,形成了儒道结合的局面,无为之中也有为。另一方面,由于汉文帝兼收儒学思想,也使得儒家一改汉初被道家压制的局面,逐渐蓬勃发展。两者可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极大程度上为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7. 
  (作者介绍华晓雯,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本文指导老师周海平)